为什么会断发 - 百科问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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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断发”的理由

甲午战争的惨败，既深深地刺伤了国人的民族感情，也进一步唤发了人们的觉醒。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在思考如何把中国引向富强之路。维新之士康有为，力图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式，通过变法维新全面改造国家，把落后的中国纳入近代化发展轨道。

　　康有为（1858-1927 年），广东南海人。自幼便接受严格的传统经史教育。光绪二年（1876年），受学于提倡经世致用的粤中大儒朱九江门下，此后又对道、佛等书籍潜心涉猎。面对国家衰弱，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康有为早有“揽辔澄清之志”，欲以天下为己任。光绪五年（1879年）后，在参加科举考试之余，康有为先后游历和考察了香港、上海等地，使他了解了西方的*、经济制度的先进，开始大讲西学，萌发了学习西方以革新中国的念头。中法战争期间，清王朝的腐朽，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忧国之忱。光绪十四年（1888 年）冬，康有为到京城应试，上书清廷（即《上清帝第一书》）。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在陈述了国家面对的严重形势后，痛斥了朝野上下无视“大厦将倾”，只图“嗜利而借以营私”的风气，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因守旧势力的阻挠，这些意见未得上达。此后，他出京南归，在广州从事教育工作。康有为一反旧式的传统教育，以培养维新人才为其宗旨，以西方先进的*、经济制度为讲学的主要内容，培养出梁启超等一批思想开阔、力求进取的青年才俊。这些人才华出众、思想敏锐，后来大多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或是维新运动的骨干。

　　康有为讲学期间，又在梁启超、麦孟华的帮助下，写出并刊行《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活动提供了历史依据。但是这两部著作的发表却对维新变法事业产生了不少不良的社会后果。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从实践的后果看，使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有为离经叛道，要求连同康有为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管学大臣孙家鼐也上奏光绪帝“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全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是向光绪帝奏荐康有为其人，却对《孔子改制考》大加攻击。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并坚决反对康有为用孔子纪年，康有为不听，最终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在民间，康有为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章太炎因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与康有为门徒发生争执，导致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春，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会试。当他得知《马关条约》的屈辱内容时十分激愤，遂与梁启超等鼓动 1000 多名各省举人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上书*运动，即“公车上书”。康有为用了 1 天两夜的时间，写出了 1.8 万多字的《上清帝第二书》，也称《万言书》。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向光绪帝献出了救国大计。康有为首先警告朝廷：“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既表露了他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又告诫光绪帝已到认真对待的时候了！并提出了以“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为中心的一整套对策。最后的“变法成天下之治”，是康有为这次上书的核心。他认为不能墨守成规，必须变法维新，全面革新旧制。中国所以战败受辱任日本国宰割，根本原因在于国力弱。要立国自强，就必须“富国”、“养民”、“教民”。“富国”就是以西方强国为样板，效法维新致强的日本等国，大力发展近代工、商、农、矿、铁路、交通、教育、金融、邮政等事业。“养民”就是为了创造更多、更精的社会财富以增强国力，应该仿照德、英等国，鼓励民众发展近代企业，并加保护。而“养民”的关键又在于“教民”，把发展近代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视为使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条件。他强调，惟有国家富强，使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才能大雪国耻，耀我国威。康有为还公开抨击*制度，建议由士民自下而上公举那些“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作为皇帝的顾问，随时“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这实际上是仿照西方国家议院的模式，既可使朝廷的专断受到一定的制约，又能改变君与臣、官与民的隔绝，保证变法维新的推行。从而，即能“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上清帝第二书》是康有为革新中国的思想主张形成体系、走向成熟的集中体现，从革新原则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规划。康有为的这次上书虽然仍未上达于光绪帝，但《万言书》却辗转“遍传都下”，在北京城内产生了强烈反响。这时的康有为已经名扬天下，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和一切希望祖国昌盛的人的代言人和新时代的呼唤者。

　　举人群起的爱国行动，却遭到朝中官僚的仇视。孙毓汶等人对举人们采取了分化、瓦解等卑鄙手段加以阻挠。另外因为“公车上书”的发动日，恰是光绪帝被*批准《马关条约》之时，致使行动失败。

　　“公车上书” 失败之后，康有为会试及第，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仍心系国事无意做官，尤其当《马关条约》互换生效后，康有为看到朝野上下依然麻木不仁，越发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忧虑。于是，针对换约后的局势，康有为对《万言书》做了部分调整。在几乎原封未动地保留“立国自强之策”的同时，又给予了充实，形成一份 1 6 万余字的新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

　　《上清帝第三书》，请都察院代呈奏效，递到了光绪帝的手里。这使得康有为大受鼓舞，又很快写出《上清帝第四书》，但是几经周折，未能递上。这使康有为终于认识到如不冲破朝臣的守旧壁垒，也打不开通向光绪帝之路，变法“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于是，在第 4 次上书受挫后，康有为便开始把争取对象扩展到朝臣士大夫方面。在六月末至七月初（8月份），他与梁启超创办了面向朝臣士大夫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接着，他又联络一些京官等各方之士筹划组建了社团强学会以增强其影响力。在此期间，与帝党首领、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会面，是康有为争取朝廷上层的重大成果。

　　在此之前，康有为曾几次试图接触翁同龢，却都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出乎康有为意料之外的是，有一天在他外出之际，翁同龢却主动前来拜访。康有为外出归来之后，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兴奋，立即前往翁同龢府上回访。二人在翁同龢的书房之中谈话，谈得十分融洽，从中午一直谈到晚上，差不多谈了 6 个多小时。翁同龢首先对于此前未能帮助康有为向光绪帝转呈上书一事表示了歉意，并主动向康有为索要他的著作。两人反复讨论变法的有关问题，二人的*见解颇有相符之处，康有为向翁同龢详细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翁同龢则对康有为的一些变法主张表示赞同。康有为提出要翁同龢承担起变法强国的重任，并向光绪帝推荐贤才的要求。翁同龢对此表示了无奈，翁同龢告诉康有为：“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使康有为了解到清廷内部的真实情况。

　　任帝师 20 年的翁同龢是光绪帝极为信任和倚重的重臣，经与康有为晤谈，成为一个意识到非变法难以图存，极力支持变法的开明人物。翁同龢早年在朝时的*观点和大多数保守派并无不同，然而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他对西方事务产生了兴趣，并倾向维新。这种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对年轻的光绪帝有决定性的影响。1894 年中国战败更增强了翁同龢的看法，使他成为维新的热烈提倡者，并注意到康有为所发起的运动。翁氏对于维新虽是热情的，但他的观点或多或少仍是自强运动的路数，和康有为信奉的激进的维新变法主张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首次看到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发表的非正统和挑战性的观点时表示了重重疑虑。翁氏对康有为感到兴趣以及后来将他举荐给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识上的考虑。其时，他正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于维新的*（如李鸿章和张之洞）在进行着权力斗争。对于翁同龢来说，维新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也是值得争取的具有高度权力价值的东西。有着渊博的维新思想的康有为可以作为翁氏有用的伙伴，能够想方设法帮助翁同龢以从事维新的名义在朝廷中战胜他的对手。由于翁同龢既与光绪帝关系密切，又在清廷朝野联系广泛，所以康、翁的融洽晤谈，是康有为继第 3 次上书皇帝之后，在争取以皇权推行变法的道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在清*战败蒙辱、列强紧*、国势益衰，而变法图强的风气日盛情况下，不仅翁同龢发生了变化，一批*、士大夫纷纷起来急求雪耻之方，兴起了一股“竟言自强之术”的热潮。如顺天府尹胡燏棻进呈《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明确指出中国只有仿行西法走维新之路，除此而外别无他途，主张“劝立公司，准民间自招股本”，以期国富民强。侍读学士准良在奏折中认为，面对强邻环伺的严峻形势，采西法广修铁路，是“安危大局之枢纽”。给事中褚成博也指出，李鸿章等历经多年、耗费巨资制造、设学，但仍被日本打得大败，是由于因循旧法造成的，因此他主张仿行西法，必须首先破除积习、更新观念。军机章京陈炽则除了积极向朝廷献善后之策外，又支持翁同龢更张求存的主张，还大力协助康有为筹建强学会，直接投身于组织变法维新的实际活动中。这些*士大夫提出的“自强之术”，虽然彼此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内容各异，但学习西方革新图强以求存，却是其共同的出发点。与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要求相呼应，形成日益高涨的图强形势。一些要求革新图强的*士大夫又陆续向康有为接近，有的即投身于维新运动之中了。

　　在图强热不断升温之际，清廷内部各*派别的势力也互有消长。原来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早已声名狼藉，势力和影响大大削弱了。后起的洋务派显要人物刘坤一、张之洞成了洋务派的首领。在对外态度方面，刘坤一、张之洞与李鸿章有明显区别，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们又都站在清廷主战派一边。刘坤一提出克敌制胜的良策；张之洞也多有积极性的建议，均为抗战做出自己的努力，又都抵制屈辱求和，反对《马关条约》。战后他们的声望均有所提高，成为显赫东南的封疆大吏。

　　后党官僚核心成员也有所改变，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先后*退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翁同龢、李鸿藻添补了孙、徐在总理衙门留下的空缺；恭亲王奕欣则重新控制了总理衙门；慈禧的亲信荣禄升任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进入清廷中枢；王文韶替换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了京畿要地、北京门户的管辖权。后党官僚和奕欣进一步控制着清廷的枢要。

　　在这种形势下，强学会被查封，使康有为“开新之风”的努力又受到挫折。强学会自成立之初，影响就非常大。李鸿章曾请求捐银入会，竟因名声不好而被拒绝；洋务派新首领刘坤一、张之洞等也支持或加入过强学会。随着强学会的壮大，遭到守旧势力的不断攻击，御史杨崇伊*强学会“植党营私”，要求予以严禁。清廷下令，先后将京、沪两地的强学会查封，北京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门翻译西方书刊。

　　目的：维护清朝腐朽的统治,主要目的是维护皇帝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的新思想,概括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作用.